大多数情况下，他每年只带一个提案来参加政协会议。提案内容都属于他熟悉的核电领域。“提案多了怕质量没法保证，别的行业也不熟悉。”

　　“我也只是顺应潮流提出一段时间内的关键声音。”他说。

　　贯穿每个环节

　　所谓潮流，应该可以理解为核电大发展的这辆“快车”。

　　2005年，在电源结构中，核电发电量过20%的国家和地区共16个。而中国现在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只有6个，总的装机容量大约在900万千瓦。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在近介绍，当前国内核电“如果从装机容量讲只占到中国国内的大约1.3%，发电量大约在2%左右”。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已达到900万千瓦，但显然不够。现在到2020年之间，要增加到6000万千瓦。“相当于十一年要增加5倍。”李永江说。中国核电事业无疑进入大发展时期。

　　核电产业链长，怎样让整个核电工业体系跟上这样的步伐，如何保证核电站安全、经济有效地运营是李永江十分关心的问题。

　　去年他的提案——建议开展在建核电站的评估的初衷就是如此。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出现的核电评估民间组织，核电运营者协会，由核能界专家组成。他们在范围内对运行核电站进行评估，提出建议，使核电站改进弱项。

　　相对于国际上对于建成核电站的测评，李永江认为当前中国更需要对在建核电站进行测评。三年之内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有30多台，速度不可谓不快。核电在建项目的安全性成为当前的首要问题。“这在中国还是个空白。”

　　当年，秦山二期扩建工程在建时他们请了美国华(0.052,0.00,0.00%)盛顿国际集团公司来测评。“确确实实感到了收获。”李永江说。他建议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对中国在建核电机组进行测评。“行政机构管理的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也没那么多专业人才。”这个测评组织没有行政审批权，完全是为了更加安全可靠。“今年很快就要在某个在建核电站进行测评。”

　　他今年的提案已经被大家熟知，是关于加强核电安全监管方面的建议。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就要过法国、日本而接近美国，成为第二核电大国，而目前环保部下的国家核安全局人员为300人左右。相比美国现有104台核电机组，3900人监管人员中国的监管力量实在需要加强。

　　如果说李永江委员关注的重点是核电建设的前半段、中间段，那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念念则在两会分组讨论会上次提出了核电站后续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乏燃料的处理。作为核燃料和核材料专家，他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随着我国核电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后期的乏燃料也会堆积得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没有一家能处理乏燃料的工厂，短期存放没问题，但长期不行。”

　　尽管在2007年10月公布的《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年)中提及了乏燃料的处理，但只是粗线条的框架：“制定方案征收乏燃料后处理基金。‘十一五’期间启动有关研究工作，争取在2010年前开始实施。”

　　对多方而言，这显然是一个难题，就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接受某电视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核电站产生的废料堆放在比几个游泳池更大的水池里，还没有进行处理。他曾向美国求解核废料的处理，美国人回答“不处理，集中起来深埋，因为害怕核扩散。”

　　“美国采取集中深埋的方法不是好的选择，因为乏燃料当中有很多有用的材料可以提取出来再利用。欧洲则对此选择了经处理后终深埋。中国应该走欧洲道路。”陈念念说。

　　他为国家还没有出台后续乏燃料处理的整体规划而担忧。

　　“此处工序没有经济效益，投资非常大，需要相当于核电站建设总投入三分之一的资金去处理。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专业的乏燃料处理工厂。”而且，“各省市一听到建设核电站的消息争先恐后，一听说要在当地建设乏燃料处理工厂，谁都不愿意要。”他有些无奈。

　　不要“三国演义”

　　陈念念这次带来了三四个提案。其中两个与核电有关，他对《能源》杂志记者阐述了为重要的一个提案的主要内容：三个核电公司应该联合起来资源共享，促进核电发展。

　　“目前核电管理系统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核电公司三足鼎立，上演三国演义，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建设。”陈念念说。

　　中核集团其前身是二机部、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由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组成。1994年，中广核集团成立，由20多家主要成员公司组成。随着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在2007年正式成立，下辖八家成员单位。在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一百多家中央企业中，只有这三家属于核电系企业。

　　在陈念念看来各家核电公司得到的技术资料都应该共享，虽然各公司的技术路线存在差别，但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极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创造中国自己的核电技术品牌。

　　此外，他认为当前发展核电应在我国几十年来发展核电形成的现有基础上展开。不应该各成一派，重复建设。比如国家核电公司在设计上只有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它引进技术没有问题，但要进一步消化吸收以及自主创新就需要大型的装置做实验。不论从硬件还是人才上，目前的国家核电公司队伍不能胜任。但如果他们再单独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系，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不是建个小锅炉那么简单，投入太庞大。”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试验装置场所来做。“当然，中核也应该把自己的资源贡献出来。”

　　对于陈念念提到三大核电公司资源共享，互相联合，国家核电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许连义十分赞同。“完全支持。”他说。

　　但是，他们对如何实现资源共享的手段的认识并不一致。许连义认为资源共享应该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别的公司需要国家核电公司的资料可以来买，反而言之，国家核电公司需要在中核或者中广核的资料也要花钱。”他解释，国家核电公司作为企业而言有业绩考核的压力，如果前期从美国手中引入的技术转手就被其他核电公司拿去，那国家核电公司如何达到国资保值增值的要求？

　　陈念念认为，国家当初引入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方针就是如此：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是由国家核电公司引进，而总体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依靠全国的力量。“其他核电公司为什么要为国家已经买进来的技术再次埋单？”

　　这或许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在国外铀矿的收购上也面临着竞争。对于企业而言有竞争是好事，追求降低成本掌握更多的资源无可厚非，陈念念担忧之处在于，不仅要从各集团本身出发，还要考虑到整个中国核电发展的大局。

　　争论

　　像这样的不同意见很多。

　　“一切争论出自对于核电事业的关心。”李永江说。他认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不要把争论政治化，吸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将有利于核电事业的发展。

　　而所有争论中，围绕核电技术路线的争论无疑是热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今后还需不需要建造二代改进技术核电站，二是在第三代机组投产运营成功前开建新的第三代机组是否合适。

　　专业人士认为，在第三代核电技术并未完全消化吸收掌握之前，会有一个过渡期，二代改进技术和第三代核电技术堆型将共存。其依据可见《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年)》，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通过两个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的建设，掌握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培育国产化能力，力争尽快形成较大规模批量化建设中国品牌核电站的能力。与此同时，为使核电建设不停步，在三代核电技术完全消化吸收掌握之前，以现有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为基础，通过设计改进和研发，仍将自主建设适当规模的压水堆核电站。

　　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过渡期有多长时间，今年两会期间，对于“什么时候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新一代的大型核电站才能建造出来”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公司董事长王炳华对媒体表示“应该在2017年”。

　　在这之前，要不要建设二代改进技术核电站呢？

李永江回忆，2005年左右小圈子里有就人抛出“今后只发展第三代技术的观点”。当时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招标还没有结束，不具备马上开展第三代的条件。“核电界真正具体搞核电的人认为在当前要加快二代改进型机组的建设。”

　　而面对紧张的能源供应形势以及环境问题，各方认识到核电发展不能坐等第三代，不能停下来。“再等中长期规划的四千万机组容量就落空了，别说七千万。在当前阶段是要重视二代加。所以后来批了20多台二代改进型机组”。李永江说。

　　核电秦山联营公司工程师杜铭海进一步阐述了没有必要停下来等的原因，“即使暂不考虑新引进的AP1000，到2020年建成的7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都是二代改进型，也不到可建造装机容量的30%，还有70%的余地建造较先进的第三代核电，仍然是那时核电机型比例的国家。”

　　至于第三代技术的发展脉络，国家核电公司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时间表。2011年开建第五台AP1000机组(前四台机组在沿海以获得批准)，2013年台AP1000机组投产，2017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新一代的大型核电站建造出来。

　　这便蕴含着另一个争论，在2013年台三代技术机组投产前开建新的机组是否合适？

　　李永江指出，从现在起决策大力上第三代技术不敢说没有风险。从指标上来看第三代技术肯定比第二代技术先进，但其投产的时间是预计，而台新技术的核电机组投运是非常艰难的。

　　很多核电专家向《能源》杂志表示，第三代技术确实是先进，“但要循序渐进，不能急”。

　　杜铭海公开表示，第三代AP1000技术因刻意追求过高的安全指标，引进屏蔽泵存在技术风险，对主工艺系统性能的影响也有待实践检验。因对整体设计的成熟度存在疑虑，希望通过首堆实践验证，再铺开。

　　他举了个例子，当初大亚湾工程是我们引进的第N(>20)台M310核电机组。因同类型机组运行发现运行中控制棒受横向水力影响贴靠在导向管壁上，担心影响落棒时间，改用法国新系列机组设计的导向管。调试期落棒试验发现大量控制棒落棒时间标，被迫全部恢复原设计，致使工程仅因此延期6个月。

　　而每一次修改带来的延期，便是以数亿计的损失。

　　因而，“不要说三代和二代加路线之争”，李永江表示，对于第三代技术，应先引入两到四台机组作为起步，取得建设经验后，运行一两年后证实技术非常成熟，经济上是可接受的。如果确实是好，今后就可以当作主力机型。现在如果决策必须大力上第三代有很大的风险。核电站需要的是综合指标，包括安全性和经济性。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的专家显然不这么认为，“引进的第三代技术本身就是成熟的，不像之前大亚湾引入法国人的技术那样有修改。”

　　第三代技术在引入消化吸收中是否需要修改确实未经证实。不过，2009年3月14日，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在作客人民网时也提到“因为我们现在AP1000是美国设计的技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是三代技术，我们要通过在中国建造台、第二台、第三台，逐步完善它的设计。任何一个设计，都会在实践当中进行修改的。”

　　此外，在当前金融危机深未见底的情况下，这样的路线讨论不免增加了些新的因素。

　　陈念念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现在大批采用美国产的AP1000机组实质是拉动外需，而采用国产化比例比较高的二代价机组，拉动内需的作用则更明显。国家在投资核电站时要瞻前顾后，资金投放会拉动多少产业，会带来多少问题，都要有综合统筹考虑。”

　　提案外的感慨

　　“需要有一个更高层职能机构统筹、规划、协调核电发展大局。”

　　面对核电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江和陈念念不约而同地发出此种感慨。这也是很多核电专家提案之外的建议。

　　“现在只有国家能源局核电办和国家核安全局管理这个事情。能源局核电办一共三人，国家核安全局三百多人。从机构设置到人手显然不足。”有政协委员向《能源》杂志记者指出。

　　“核电的产业链很长，可能关键地方想到了，但还有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李永江说，“现在我国核电很分散，没有一个力量统筹全局。从体制上还需要改进。”

　　很多核电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秦山联营公司工程师杜铭海撰文指出，国家机构改革，核电划归新设立的能源局。核能管理的其它职能分割成很多条块，没有一个机构统领核能发展的全局，不利于国家核电的进一步发展。核电看起来就是利用核能发电，但只是核能综合利用“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前端和后端、基础构架和科研发展仍然与核能综合发展有隔不断、也不可能割断的联系。目前能源局不管核能发展的科研，核电发展的后劲从那里来？新一代核能由哪个机构负责？核军事遗产怎么处理？各国都设有专门的核设施监管机构，美国的核管会就是从原委会分裂出去的专职监管机构。

　　他认为，国家机构的设置要考虑各国核能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构筑、综合的管理机构体系。